1957年初夏，伟人到上海视察。

在中苏友好大厦，接见了上海医学院的教授，中国流行病学的奠基人苏德隆。

伟人问了苏德隆一个问题：“三年能否消灭血吸虫病？”

解放前，青浦任屯村，因血吸虫病，全村97户绝户，28户全家只活下一人。村里一户鲁姓农民，2年间摆了13张灵台。活下来的的村民，挺着像篮球一样的大肚子躺在床上，肚子上的丝丝经脉像虫子一样涌动，哀嚎冲破云霄。

在中苏友好大厦里，面对伟人的提问，苏德隆说，不能。

伟人又问，五年呢？苏德隆再答，也不能。

伟人脸色已经不对，旁边人杵了杵苏德隆。

苏德隆咬了咬牙，吐了十个字：“限定年限消灭是可能的”。

1958年初，苏德隆教授带着“十年消灭血吸虫病”的目标，一路南下，新中国拉开轰轰烈烈的血防战疫。

为了消灭血吸虫的宿主“钉螺”，15个乡4000名民工参与了余江县的灭螺大跃进。

第一天，4000个民工下了稻田，半数感染血吸虫病。上午灭螺，下午感染，晚上治病，第二天继续上工。

在灭螺大跃进中，将近300人因感染血吸虫病而牺牲，他们长眠在余江县的大地上，长眠在青浦的池塘边，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。

1958年夏，苏德隆带着学生在上海颛桥研究人尿灭杀血吸虫卵的效果。在缺少设备的情况下，用“竹帘法”在农村的粪缸里，每天分离50公斤的疫区人口粪便。

最终得出重要的实验结论：人尿中尿素分解出的氨可以灭杀粪便中的血吸虫卵。

粪尿混合发酵，用氨阻断粪口传播，开始在全国推广。

参与血吸虫病防治的袁鸿昌教授，曾口述过一句话：

流行病的防治，既要有高效动员的人民战争，又要有科研医护工作者的躬身牺牲。

这句话，贯穿了新中国抗“疫”的血色长歌。

关山虽难越，我辈屡屡越！

1910年，国际毛皮市场价格上升，旱獭皮价格从0.12美元，涨到0.72美元。

中国内地底层人民，出关捕杀旱獭。关外天寒地冻，捕獭人“三日粮绝即食獭肉”。

至此，鼠疫病原体，从旱獭传播至人体，并从关外大规模蔓延至内地。

哈尔滨每天死亡400余人，棺木供不应求，尸体只能就地掩埋。再后来，死了人多了，尸体直接堆在大街上。

鼠疫病原体完成了鼠传人，到人传人，到尸体传人，再到跳蚤传人的传播闭环。这场长达6个月的大鼠疫，造成6万余人死亡。

“染及一城则一城墟，染及全国则全国烬。”

中国人因欲望之贪和口腹之欲，口舌之上与舌尖之下的病毒传播，早在1910年就已经开始。

历史反复重演，但我们不长记性。

31岁的马来西亚华侨、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临危受命，孤身携妻奔赴东北疫区，抗击鼠疫。

伍连德博士抵达之前，东北抵抗鼠疫靠的还是中医的针灸和推拿。中医堂里的先生们，上午给别人治病，下午自己感染，三天后暴病而亡。

一场鼠疫下来，哈尔滨的半数中医感染而死。

寻医无效之后，国人认为是天降灾难。于是，倒向了萨满教、黄巾教和跳大神的传统巫蛊崇拜中。

跳大神的大仙，经常跳着跳着，自己感染鼠疫而亡。

伍连德博士抵达哈尔滨之后，用火车车厢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隔离营；对疫区封城，关闭南满铁路、东清铁路；设计了中国第一个医用防护口罩“双层纱布囊口罩”；严禁土葬，主张烧掉感染者尸体……

隔离、解剖、火化、烧屋消毒……满清时代的国民，面对现代医学和现代防疫措施，从一无所知，到开始畏惧和恐慌。

人类总是对未知的事情充满畏惧，并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度人心。

于是，阴谋论就出来了。

伍连德作为剑桥大学的医科博士，面对普遍文盲的满清国民辱骂、质疑和泼粪，几乎无计可施，也无可辩驳。

现代医学，与传统中医、阴谋论和巫蛊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，始于1911年的哈尔滨。

乌合之众的反智主义浪潮，早在1911年就开始冲刷着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。

再想想现在的滴香油防肺炎、双黄连治病毒、美国基因武器、病毒泄露、实验室里的蝙蝠跑出来了……

100年过去了，似乎我们一点长进都没有。

历时4个月，这场吞噬六万条生命的清末东北大鼠疫，被年仅31岁的马来西亚华侨伍连德博士彻底扑灭。

中国人和鼠疫的战争，并未结束。